過去五年，從各個領域轉型而來的公益創(chuàng)業(yè)者迭出，鄧飛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既是產品設計師，又是產品制造者，不停地進行社會試驗，改變社會的深層次細胞結構。

如果我能使一顆心免于哀傷，我就不虛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個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種酸辛，幫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鳥，重新回到巢中，我就不虛此生。——狄金森

鄧飛終于決定不再狂飆猛進。

這足以讓人替他松一口氣。過去幾年，這匹中國公益界橫空出世的黑馬，跑得太快了。他不停地吹響沖鋒號，不停地拋出新項目，短短數(shù)年幫助了無數(shù)中國鄉(xiāng)村兒童吃上免費午餐，享受大病醫(yī)保。他因此收獲了多得令人眼花繚亂的獎杯和前所未有的聲譽，也在三十八歲的盛年累得兩鬢花白。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評價“免費午餐”是中國慈善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功，而在公益領域一路凱歌之后，鄧飛又轉戰(zhàn)商界，試圖通過社會企業(yè)解決中國中西部鄉(xiāng)村凋敝的痼疾。2013年夏天，他在籌備第七個公益項目時明言：“做這七個足夠了，到此為止”；2016年夏天，我在杭州見到他時，他剛剛敲定第十二個公益項目。項目點分布在全國23個省區(qū)，直接服務17個國家級貧困縣和一百多萬名留守兒童。這還不包括需要維系的、為數(shù)龐大的合作者與支持者，比如400萬名捐贈人。

一些曾經為鄧飛歡呼鼓掌的人，對此顯現(xiàn)出猶疑，他們勸他慢一點、穩(wěn)一點。長期研究歷史的財經作家吳曉波提醒人們——警惕奇跡。他在總結中國企業(yè)失敗的教訓時寫道：“在一片本不屬于自己的天地里，呼嘯而起，創(chuàng)造奇跡，大抵算得上是 ‘強人’；然而，能夠在一鳴驚人之后，竭力地遏制其內在的非理性沖動，迅速地脫胎換骨，以一種平常的姿態(tài)和形象持續(xù)地成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大英雄。”吳提醒創(chuàng)業(yè)者，任何奇跡可能都不是理性的兒子。

鄧飛否認自己毫無章法，相反，他覺得自己的邏輯非常清晰——鄉(xiāng)村兒童、鄉(xiāng)村環(huán)境、鄉(xiāng)村經濟，以及鄉(xiāng)村人力資源培訓，“我關切的是中國鄉(xiāng)村的系統(tǒng)解決方案。”

但他必須面對的是，四面出擊的戰(zhàn)術已經難以為繼，既有的流程體系正在拖累效率，新成員在團隊內無所適從。鄧飛察覺出了端倪，正在收縮戰(zhàn)線。他決定從日常事務中抽身，重新搭建組織制度，力求高效簡約，再推進所有團隊的法治化運營和組織自治。

“你可以把這理解為頂層設計。以前我們幾乎沒有，也缺乏這個能力，就靠我的觀察和判斷帶著往前走，自上而下。”身為多股力量的交匯點，必須考慮民主和法治的問題，所以他計劃今年去讀法律，“現(xiàn)在我們聯(lián)合的關系越來越多，我（個人）沒辦法一一維護，這就逼迫我去提升能力，制定游戲規(guī)則時盡量公平。有人跟我們合作可能他損耗了，但是我沒發(fā)現(xiàn)，他也不說，有怨氣，出去說鄧飛太自私了。我希望我們能夠互助多贏。”

鄧飛緊急剎車，還因為一個至親之人的離世給了他沉重教訓。

6月30日，鄧飛的妹夫、天涯社區(qū)副主編金波因為長期高壓、過度勞累而猝死在北京。這件事給鄧飛敲了警鐘，他第一次去找中醫(yī)，對方說他肝臟長期排毒不及時，體內堆積了很多毒素。

現(xiàn)在，鄧飛迷上了養(yǎng)生。在杭州西郊一所養(yǎng)生館，他把腳泡進水溫四十多度的中藥桶，背部、頸部、雙肩都放上了發(fā)熱的中藥包，手里還抱著一個捂在腹部。

在我造訪杭州的那段時間，他特別喜歡睡覺，除此每天靜坐冥想、吃八顆魚油軟化身體血管，去養(yǎng)生館泡腳、推拿更是必修課。上午，我先一步抵達他的辦公室，他一進門先四處找茶葉，挑揀一番后選定了普洱茶，才坐下來燒水、清理茶具，盤起雙腿告訴我他要“收一收”；中午，前來接受培訓的大學生圍上來請教，他回應了幾句說自己得去睡午覺了；臨近傍晚，他和來商談工作的同事念叨：我該去做推拿了。鄧飛非常擔心自己的團隊，“都是一群工作狂。”他要結束團隊成員分散各地、疲于奔命的狀態(tài)，找到可以更持久的“戰(zhàn)法”。

鄧飛不厭其煩地勸告其他人“善待自己，善待親人”，包括我。暑天的杭州無異于巨大的蒸籠，我必須不斷抽紙巾擦汗，但是他故意不開空調，他說：“我覺得你濕氣挺重，想讓你出出汗。”

2011年4月2日，“免費午餐”計劃正式運行，貴州省黔西縣花溪鎮(zhèn)沙壩小學成為第一個試點學校

耐人尋味的是，鄧飛以合縱連橫在公益界起家，卻并非得益于他編制關系網(wǎng)的能力。按他自己的話說，受益于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匯聚大量微小的力量，他機緣巧合地開啟了微公益時代。

2009年，新浪微博低調推出內測版，包括鄧飛在內的一批媒體人受邀成為用戶。很快，微博帶來信息解壓的機會被他們心領神會。鄧飛回憶：“對我來說，微博的奇妙之處是一些在傳統(tǒng)媒體被視為禁忌的事情，在微博大海被你一句我一句說來說去后，逐漸褪去敏感，變成尋常新聞，言論自由的空間由此一點點被撐開、擴張。”

鄧飛好友、《財經》雜志前副主編羅昌平認為，微博對記者有巨大的誘惑力，因為它可以強有力地影響當下，“當微博在中國興起，它在一定程度上填空了傳統(tǒng)媒體的信息短板，平攤了難于估量的管制風險，并極大限度地優(yōu)化了信息傳播的成本與效率。”羅也是這么去嘗試的。2012年12月6日，他連發(fā)三條“冒韙”的微博，實名舉報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直接拉開了這名省部級實權官員倒臺的序幕。

毫無疑問，鄧飛也是那一輪技術賦權的弄潮兒。當微博成為主要的輿論陣地，宜黃事件和微博打拐兩個公共事件讓他迅速成為炙手可熱的意見領袖，為其日后高歌猛進的公益之路積累了原始資本。

如果說羅昌平是新媒體時代的“頑童”，轉做公益的鄧飛則是一個“不折騰”的“搬樹的孩子”。

2012年，鄧飛看了一部印度微電影《tree》。一顆橫倒的大樹攔住了所有人，但是他們寧可在雨中抱怨、等待，也無人上前清理路障。一個小孩率先行動起來，他先是帶動了一群小孩，最后，大人們和不肯下車的轎車男也加入進來。“如同雷擊，我一眼就看見了這個故事背后的邏輯—以善引善。然后我淚流滿面—我不就是那個孩子嗎？一個人去推動中國鄉(xiāng)村孩子饑餓的龐大問題，最后用一片赤誠柔軟了無數(shù)人，最后搬起了大樹。”

鄧飛心里清楚，倒下的何止一顆大樹？

1990年代初期，中國啟動新一輪經濟改革，大約十年后，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伴隨經濟騰飛而來，貪污腐敗成風、環(huán)境惡化、貧富懸殊加大……為緩和這些問題，政府改革政策削減稅收，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大力反腐。但龐大而復雜的中國，社會問題仍然堪憂。鄧飛在《柔軟改變中國》一書中表達了他的憂慮：“中國，如同一臺正在高速奔跑的車，鄉(xiāng)村則是這臺車的底盤，底盤不穩(wěn)，或將車毀人亡。”

這是他五年里帶著團隊一路狂奔的外因。

對于內因，鄧飛覺得是天性中的悲憫。“看到鄉(xiāng)村孩子的困境，會覺得自己做得太少。6800多萬留守兒童，他們會出現(xiàn)多少問題？所以我們這一撥人比較焦慮，一直往前趕。” 他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任何人的死亡都會使我受損失”。

2011年，江西廬山東林寺方丈大安法師問鄧飛，為什么要做免費午餐？他回答，不忍看到孩子挨餓。大安法師又問，為什么不忍？鄧飛猶豫了一下，回答說可能是天性。

由于這種性情，童年時期的鄧飛讓長輩有點頭疼—他不能忍受別人傷害動物。看見外公來家里殺豬，他把外公的臉抓破；家里養(yǎng)的狗被殺，村里其他孩子很高興，說趕緊吃肉，他哭了一天，從此再不養(yǎng)狗。“我們做記者的時候何嘗不是一樣呢？因為你有關切或者愛，所以你愿意為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出頭，幫助他們探清真相，維護公平。”

為什么要做免費午餐？鄧飛回答，不忍看到孩子挨餓。為何不忍，因為天性。

1930年，沈從文在小說《丈夫》里，借一對湘西夫妻的日常描寫了一場人間悲劇。

丈夫換上一身干凈衣服，背了整籮的糧食,從鄉(xiāng)下趕到三十里地外的碼頭，一艘船一艘船地打聽，直到找見妻子。進了前艙，夫妻絮叨家常時，一個派頭十足的商人突然闖進來，他已經醉了，粗魯?shù)厝氯乱H嘴要睡覺。丈夫自覺地、怯生生地躲去了后艙，妻子則留在前艙做“生意”。

河灘上泊滿了妓船，只要花上五元，就能肆無忌憚地跟女人取樂。來花船“接活”的年青女人接連不斷，原因無他—窮得難以活命了。男人把妻子送出來賺錢，自己留在鄉(xiāng)下農耕，在這里成了平常的風氣。

小說中描繪的情景對生于1978年的鄧飛來說，似曾相識。

一個湘籍記者說：“我們湖南把出去叫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慢慢地出湖就演化為出息。我們祖輩說你這個人有沒有出湖，就是你這個人有沒有出息。”

年少的經歷讓鄧飛對鄉(xiāng)村兒童的困境感同身受、難以釋懷

鄧飛生長于洞庭湖畔的一個小村莊， 整個1980年代，他在爺爺家看武俠小說憧憬將來出湖行俠仗義。在他的記憶中，那個村莊很窮，但是熱鬧，每天晚上人聲鼎沸。變化始于1992年。村莊里的女人最終沒有出湖，而是留下老人和孩子，下了海。“你無法想象，經濟發(fā)展的同時，我曾經美好的村莊變成了什么樣子。那是我十幾歲或者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家鄉(xiāng)有很多去外面賺錢的女人，村里人叫她們‘海軍’……”所謂“海軍”，就是性工作者。

鄧飛無法理解原由。多年后他才知道，那叫經濟轉軌期的社會陣痛。年少的經歷讓他對鄉(xiāng)村兒童的困境感同身受、難以釋懷。“其實在中國鄉(xiāng)村，十幾年來這樣的事情一直存在，而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長大的孩子，會有健康的心嗎？”

問題遠非解決孩子吃飯這么簡單。

2015年，記者袁凌在走訪“免費午餐”湘西新晃縣項目點時看到，九歲女孩楊軒只有在完全無人注意的時候，臉上才會露出屬于九歲孩子的笑容，而且一閃即逝。平時，她必須裝出一副堅強的樣子，防止被別人欺負。

楊軒是留守兒童中的弱勢群體，家中只有奶奶。媽媽在她滿歲后就不知去向；爸爸幾年前死于一場車禍，肇事者窮得給不了任何賠償；爺爺則在更早之前積勞去世。奶奶的背駝得非常厲害，個頭還沒楊軒高。“以前有爸爸保護我，現(xiàn)在沒有了。別人欺負我，我就親自下手。”在一次上學路上，楊軒被一個精神病人強行抱進窩棚，她用石頭砸他才逃過一劫。

2016年4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社會創(chuàng)新論壇上，鄧飛說，做了五年公益，成效顯著但終究有限。“如果孩子的父母不在家里，不在孩子身邊，我們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因為我們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孩子的困境問題。另外，我們這種單純給孩子送‘魚’的方式也很辛苦。”

他宣稱自己找到了柔軟改造舊秩序的新模型—公益搭配商業(yè)，即用公益連接城市捐助者與鄉(xiāng)村受助者，再用電商、物流、貸款、農業(yè)技術、人力資源培訓等方式實現(xiàn)城鄉(xiāng)優(yōu)質資源互流，幫助偏遠、貧困的農村家庭提升收入，吸引孩子們的父母回家。“這個發(fā)展不均衡導致毛細血管破裂的國家，現(xiàn)在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開始聯(lián)系到了一起。”

鄧飛說，他做好了跑“馬拉松”的準備，打算堅持十年，甚至二十年。他還特意強調，他帶到鄉(xiāng)村去的企業(yè)，不是破壞性力量，而是促進當?shù)乜沙掷m(xù)發(fā)展的“善公司”。

如果要實質性推動這個構想，鄧飛上需居廟堂者支持，下要販夫走卒配合。在當下中國，這絕非易事。環(huán)顧周遭，橫亙在社會各群體之間的鴻溝仍在蔓延。企業(yè)家和商人在風云變幻后退避三舍，有的在商言商，有的閑云野鶴；媒體在資本、權力和新技術之間心慌意亂、欲拒還迎；知識分子則陷在“歷史遺留問題”里相互指責、輕慢；大眾滿腹怨氣；底層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至于政治家們在想什么，極少有人知道確切答案。

正因如此，鄧飛的社會試驗成了一個“最大公約數(shù)”。他認為公益是唯一社會各界都能接受的方式。

昂山素季說：“在正義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圖圖大主教的話，他說他相信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我們必須追求的是修復式的正義。”這句話，是昂山素季針對緬甸說的，但圖圖大主教的勸告則是針對中國，“中國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往昔的痛苦，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沒有寬恕，真的就沒有未來。”

鄧飛的邏輯非常清晰——鄉(xiāng)村兒童、鄉(xiāng)村環(huán)境、鄉(xiāng)村經濟，以及鄉(xiāng)村人力資源培訓，“我關切的是中國鄉(xiāng)村的系統(tǒng)解決方案”

鄧飛時常會回想起自己從事新聞調查的十年，那是傳統(tǒng)媒體風光無限的歲月。

2007年，他喬裝成外地礦老板，到省級貧困縣—湖南寧遠縣調查當?shù)厮讲赦櫟V石。那是一個地下核材料市場，當?shù)睾芏啻迕穸际琴u家。鈾是對健康非常有害的高放射性物質，嚴重者可致死，當?shù)卮迕駞s只知道它可以生財。鄧飛看到很多人家的房子里堆滿大小礦石，甚至連床下都塞得嚴嚴實實。那一次，他除了做出一篇報道《中國核黑市》，就是偷偷塞給一個當?shù)剡^生日的老人四百元錢，祝愿他長壽。“做了十年調查記者，我其實也是蠻疲憊的。因為你寫了很多東西，發(fā)現(xiàn)你改變的真的不是很多。”在《中國核黑市》一文中，鄧飛寫道，官方后來連對該村莊的調查結果都沒有公布。

2016年5月，鄧飛再到寧遠縣。這一次，他是去旅游。如今的寧遠縣已經是旅游強縣和開放型經濟先進縣。一個臺灣商人找到鄧飛，他在這里承包了上百畝土地種植火龍果，希望“e農計劃”幫助銷售農產品；當?shù)剞r機局局長蔣全是“拾穗行動”的代表之一，他用質檢報告說服了“e農”團隊，也把當?shù)乜粘怖先烁N的水稻接入“e農”的銷售渠道。

時隔九年，時移世易。“我們用這個柔軟的方式去創(chuàng)造，去建設，要不然的話你把他罵個半死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鄧飛說。人民網(wǎng)副總編輯、輿情監(jiān)測室秘書長祝華新很喜歡鄧飛提出的“柔軟改變中國”，把鄧飛的轉型與國民心態(tài)建設放在一起談，“這對新生代國民性格的塑造，對社會心理的優(yōu)化，有重要意義。”他說。

1979年考入大學的祝華新，經歷過共和國動蕩的歲月，始終警惕滿腹“零和思維”的社會戾氣，他說在社會轉型期，需要民眾與政府一起攜手應對。引用一個網(wǎng)友的話，他說：“我們生下來國家是這樣，是我們的無奈；我們的孩子生下來時國家還是這樣，就是我們的無能。”

鄧飛也曾這樣解釋自己的轉型：“用監(jiān)督去推動社會，我們可能制造了更多憤怒情緒，如果不能合理紓解，(憤怒)會變成戾氣。但如果用愛和善良去建設，容易達成共識，實現(xiàn)改變，我們收獲的就是愛和善良，這也是一種良好的改變社會的方式。”

湖北省鶴峰縣前縣委書記楊安文對鄧飛的公益項目更是歡迎，因為免費午餐、會飛的盒子、大病醫(yī)保等公益項目助力政府解決孩子吃飯、住宿、治病等問題，鶴峰縣更加安定。2013年，楊安文連升兩級，調任拉薩市副市長。“不能說全是我們的作用，但是有挺大關系。” 鄧飛說。

鄧飛到上百個大學做過演講，每個月會培訓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面對那么多年輕人，他總是不忘傳達“停止抱怨，先行動起來”的理念。他說，要知道這個國家哪里壞很簡單，知道如何讓它好起來才是關鍵。“中國人總擅長把一切問題都推給‘體制’，‘體制’實在是一個神秘的詞兒，一說起‘這是體制造成的問題’，好像就心安理得了，好像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反正‘體制’是一切的根源也是一切的擋箭牌，這樣不對。” 正如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言，任何一項改革都將艱苦卓絕，需要人民的覺醒、參與和支持。

這個理念，一定程度上承襲自中國扶貧基金會前執(zhí)行會長何道峰—鄧飛公益路上第一個極為重要的老師。何一向主張先從身邊的公益做起，拋棄中國式空談，自下而上、平行互動、積累大數(shù)量行動，改變中國社會的深層細胞結構，構建中國的現(xiàn)代化文明。他的意思可理解為：對準政治山呼海嘯，遠不及付諸公益行動，潤物細無聲。這讓我想起 “五四”時期北大的一個女生，當北平的青年們熱火朝天地討論新文化、討伐八股文時，她卻跑到京郊農村，挨家挨戶勸農民刷牙洗臉。她說這是實實在在的啟蒙。

“不必急于投入到改變國家的層面，因對政府恨鐵不成鋼的心態(tài)而生出很多語言暴力，既傷心又傷身，之后發(fā)現(xiàn)只有眼淚和子彈在飛。” 何道峰說。

2015年，李澤厚和劉再復合著的一本反思激進革命的書再版。他們兩位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引領社會思潮、與那個時代有千絲萬縷糾葛的人，而那些思潮最終導致了難堪的局面。李和劉在書中嚴厲批判了激進分子和革命者，指責激進的改革實驗最終總是導致災難或專制。

漸進式改良——正在公益界再度滋長，漸成共識。